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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发布时间:2016-03-31    

 

新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兼评《合同法》第51条与《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
 龙里法院     杨洋
内容摘要:无权处分行为在我国《合同法》中有明确的内涵界定,其效力问题学界存在无效说、效力待定说、有效说三种不同的观点。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了无权处分制度,指无处分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处分他人财产而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并赋予无权处分合同待定的法律效力。效力待定说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其固有的不足,这种介于有效和无效之间的模糊状态,违反了法律的确定性原则。《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出台则确认了无权处分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是有效的,这一改革是符合立法趋势的。但是该条解释与《合同法》第51条的冲突显而易见,实为法院造法之活动,这只是暂时解决了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理论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是否应当有效的争论仍会持续下去。故对我国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应重新构建,应以有效说为原则,效力待定说为例外。
关键词:无权处分   合同效力   权利人   无权处分人  第三人
无权处分合同的概念及其效力的评析
无权处分合同是指无处分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处分他人财产而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实施以前,我国法律对于无权处分合同的规定集中体现在合同法51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这是我国立法上首次规定无权处分问题。但由于该规定较为简单,未能解决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现货交易问题,因此我国民法学界素有争论。
通说认为无权处分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对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的定义我国较权威的民法教科书一般将其表述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是指民事行为虽成立,但是否生效尚不确定,只有经由特定当事人的行为,才能确定生效或不生效的民事行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既存在转变为确定不生效的民事行为的可能也存在转变为有效民事行为的可能
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三种学说
在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有三种说法,即无效说、有效说及效力待定说。下面分别予以阐述。
( )无效说
该学说认为,合同法》第 51条并非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定,而是无权处分为无效行为的例外规定。在我国民事立法上,无权处分的效力一般应为无效行为。理由主要是因为:我国《合同法》第132条第一款明文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该条规定属于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 52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的合同无效。因此, 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当无异议。但是本人认为该理由并不能成立,通过对我国合同法132条第一款的分析发现,其列出的所谓强制性条款其实只是法律中的倡导性规范。[1]而且,我国合同法》第 132条规定买卖合同出卖人应当有处分权,实为不妥。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那些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合同,国家理应作出最为彻底的否定性评价,以维护整体利益。但对于那些仅体现单纯的私人之间利益的合同,不宜也不必作出无效认定。因为无权处分未必就一定违背真实权利人的内心真意,也不见得一定会损害其利益,一概加以否定,无疑是剥夺了私人自治的空间和自由。因此,本人认为无效说并不足取。
 ( 二)效力待定说
此学说是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学说,司法实践中也主要采取此说。该说认为无权处分合同订立时,既不是有效的也不是无效的而是效力待定的,如果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无效。如果已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王利明教授认为:“出卖人为了能够及时将其从前买受人买到的货物销售出去,而在没有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情况下,便联系下家 并与买受人签订合同。此种无权处分合同也并非对权利人有害,相反既有利于处分人融通资金减少市场风险,也可能对权利人是有利的。”[2]就是说,无权处分合同也可能符合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因此法律赋予权利人追认的权利,这充分尊重了真实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贯彻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另一方面,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无处分权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所以从鼓励交易的合同原则出发,应承认该合同的有效性。
本人认为,此学说确实具有一定说服力,但是该学说也存在缺陷,规定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也是不妥当的作反向的理解,若权利人对无权处分行为不予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事后也 没有取得标的物处分权的,无权处分人与善意第三人订立的债权合同就成为自始无效合同,此时,善意取得制度自然失去了适用之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善意的第三人自然无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更致命的是,他也无法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而只能要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缔约过失责任对其的保护和救济是远远不及违约责任的。因为,缔约过失责任赔偿信赖利益,而信赖利益赔偿的结果是使当事人达到合同未曾发生的状态;违约责任则是赔偿履行利益,而履行利益赔偿的结果是使当事人达到合同完全履行的状态[3] .如此,不仅不利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维护,而且往往放纵了无权处分人,容易诱发不诚信交易行为的发生,该学说与善意取得制度极不协调。因此,效力待定说也不足取。
( )有效说
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的,该学说认为,从事无权处分合同而与他人订立的合同,一般应认定为有效,即便是第三人主观上为恶意也不例外。持该说学者的理由是:根据物权行为理论,一个完整的交易分为订立债权契约和进行物的交付两个过程,包含债权行为 (负担行为 )和物权行为 ( 处分行为 ) 两项法律行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属于债权行为,仅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同时,由于这种债权行为的有效并不以出卖人有处分权为前提和必要,所以即使出卖人对标的物并无处分权,买卖合同仍然有效。
无权处分合同有效,某些方面显然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如在实际的市场经济中,并不是所有买卖都是现货交易,许多属于远期交易或要通过中间商才发生的交易。许多买卖合同签订时,出卖人实际上并未现实地拥有出卖物,而是在合同成立后才去积极筹备货源以便于今后的履行。法律如果否定此类合同的效力,无异于要否定远期交易和通过中间商而发生的交易,市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将大大降低。
  但是本人认为有效说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三人基于恶意也能取得所有权,买受人在买卖合同确定为无效后仍能转卖标的物,这些规定不仅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同时也将破坏交易秩序。尤其对于恶意第三人,法律没有保护的必要,此时不宜将该处分合同再认定为有效。另外,我国的历史传统以及现实中,法官的整体素质等都不可能接受繁琐复 的物权行为理论。即使该理论能够针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解释个别制度的需要而采取物权行为理论,并对现行物权法和合同法制度作出重大改变。[4]
对合同法第 51条的评析
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坚持了传统民法理论的效力待定说,把对无处分权合同效力的选择权给予了权利人,权利人予以追认或无处分权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否则,合同无效。但是,假如权利人没有追认或者后来无权处分人也没有取得处分权,合同则归于无效,无权处分人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而不是违约责任。但缔约过失责任的救济力度远不如违约责任。这样一来,当交易相对人不能依善意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时,也失去了较为有利的违约责任的保障,将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另外,该规定还与处于同一立法中的权利瑕疵担保相矛盾。根据权利瑕疵担保的规定,出卖人履行中存在的瑕疵构成对合同义务的违反,买受人可以请求让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无权处分属于履行有瑕疵的情形,而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在性质上为违约责任,如果无权处分人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则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形同虚设。[5]
我国司法理论与实践中皆贯彻物债两分原则,但又反对物权行为理论,这种矛盾的立法态度,只能使合同法在规定无权处分合同时处于尴尬的境地。我国不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的存在,物权变动经由债权意思借助于一定的外观形式而发生,债权行为是导致物权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因此,债权法律行为的合同不仅要承担债权行为的规则建构,而且还需考虑本应由物权法加以规定的物权变动问题。毕竟债权法律行为与物权法律行为的构成、效力不同,而且即使在意思主义模式下,影响物权变动的因素也不仅有债权合同,还包括其他一些制度和机理,因此,合同法承担了自己不应有的负担,这已超出它的任务和规范范围。所以,合同法第 51条受到许多批评与指责就不足为奇了,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采取的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存在着问题。
《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的评析
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条司法解释理顺了《合同法》第51条与第132条之关系。首先,第一款明确了缔约时出卖人对标的物无所有权或处分权并非无效之情形,至于其效力如何即效力待定抑或有效从该款中尚不能得到明确答案。第二款,出卖人因无权处分导致标的物物权不能转移时,买受人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解除合同并主张赔偿。违约责任和解除合同均需要以合同有效为前提,结合以上两款我们不难得到该条款对无处分权人与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认定是有效的,出卖人对标的物有无处分权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
以上理解如果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次《买卖合同解释》的第三条确认了无权处分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是有效的,并可得知最高法院的司法态度是无论权利人是否追认,无权处分合同都属有效。该解释的出台,无疑是符合立法趋势的,殊值赞同。但解释法律不能无视现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51条语义明确,不生岐义,该条解释与其冲突显而易见,实为法院造法之活动,这只是暂时解决了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理论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是否应当有效的争论可能仍会持续下去。因此,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出台司法解释只能是权宜之计,期能在修订合同法时再做详尽规定。
我国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构建
《买卖合同解释》的出台,是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有效的认定,无疑是符合立法趋势的,为我国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构建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总的说来,我国无权处分行为效力构建应以有效说为原则,效力待定说为例外
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兼顾了原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实现了利益保护上的平衡。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无权处分行为有效提供了逻辑上的前提,具体来说,该模式将物权变动效力与无权处分合同相区分,将合同效力、处分权、登记或交付三者作为物权变动的三要件,只有此三要件全部具备的情形下,方可发生物权变动效力。这样,所有权人就不用担心仅仅因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就使自己丧失所有权。对于善意的第三人来说,不仅可以运用善意取得制度使自己获得物权,在不满足善意取得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这样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很好的平衡。而且将物权变动效力从债权合同中分离出来这一观点也正符合我国现在理论和立法上的趋势。[6]
在第三人是恶意的情况下, 关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应该是效力待定。无权处分原则上有效,实际上是通过利益平衡的原则得出的结论,此结论既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也体现了对交易秩序的维护。但是,此种尊重和维护必须建立在交易双方诚实信用的基础之上,如果第三人在交易时处于恶意,违背了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本人认为,此时对该第三人实无保护之必要,理应由其承担违信行为带来的风险。具体来说,就是将该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认定为效力待定合同。与之相匹配,对原权利人的保护可以通过授权第三人规范解决。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该项权利为追认权和撤销权,即将决定无权处分效力的权利授予原权利人。这种情况下,如果无权处分符合原权利人的意思和利益,原权利人可以予以追认,反之,则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将该行为予以撤销。当然,无权处分合同被撤销后,支付对价的第三人可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原权利人有权要求第三人或无权处分人返还标的物。
   
 
参考文献:
[1]刘学东 论无效处分的效力.政法论丛,2008.(5).
[2] 王利明 论无权处分.中国法学,2001.(3)
[3]王利明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债法总则篇、合同篇).法律出版社,2005(P67).
[4]王利明 论无权处分.中国法学,2001.(3).
[5]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条约法律司.国际私法统一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法律出版社,1996.
[6]刘露英 由善意取得制度反思我国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法制与社会,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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